如果说“红色官窑”是醴陵作为“中国瓷城”辉煌一时并扬名中外的象征的话，那么，现在的醴陵，则已不可同日而语。
　　 2001年，再造“毛瓷”成功，比当年的毛主席用瓷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珍品中的极品。
　　 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联合国大厦等重要场所的专用瓷；馈赠外国首脑的礼品瓷；……。
　　 醴陵瓷器的“国瓷”地位已无人能撼！如果仅限于此，那么醴陵的“国瓷”形象还停留于过去的老“国瓷”，“新国瓷”的意义和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在“国瓷”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其内涵得以充分的释放，深厚的“国瓷”文化底蕴和产业张力厚积薄发，“外向瓷”、“科技瓷”、“旅游瓷”等概念，被勤劳聪明的醴陵人演绎得丰富多彩。
　　 如今，“新国瓷”、“新醴陵”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醴陵的瓷业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的标志性产业，醴陵被确定为湖南陶瓷工业基地，陶瓷科技工业园被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所有这些都有在激情的彰显醴陵瓷业新活力。
文化瓷：
　　 彰显巨大向心力
　　 文化瓷现象：
　　 中国的英文“CHINA”本意就是瓷器，可见，中国最初被外人所认识是因为中国的瓷器，瓷器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古老的瓷器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以瓷闻名的城市，除景德镇外，醴陵恐怕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了。
　　 醴陵陶瓷文化源远流长。
　　 醴陵陶瓷的生产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让世人惊艳于醴陵瓷器的精美工艺的几段历史，在醴陵有口皆碑：
　　 1906年，醴陵陶瓷实现由粗瓷向细瓷的历史性转变，一年后发明釉下五彩瓷。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瓶一举拿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蜚声中外。
　　 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红色官窑时代，显赫而神秘。醴瓷为毛主席等领袖所钟爱，“毛瓷”的神秘色彩到现在还让很多人尊崇不已；随着醴瓷走进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国家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精美礼品馈赠外国元首。醴陵的瓷文化，对内是向心力，对外是张力。

到了醴陵，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瓷文化的冲击：醴陵人骄傲的“炫耀”着醴瓷的精美，每一个公务员都将印有毛主席用瓷和获得巴拿马金奖的釉下五彩瓷瓶的名片递给外来的客人，数以十万计的醴陵人忙碌于瓷器生产车间，甚至连中小学生也在瓷器上描绘着他们对瓷文化幼稚但认真的理解……。这是一种是由瓷文化释放的巨大的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的吸附下，无数的醴陵人为了实现瓷业的腾飞，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在时任群力瓷厂总工程师的李人中的家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彩绘线描主席瓷碗设计图稿，这位“毛瓷”设计师退休后，又下海创业，如今，他的公司成为当地工艺陶瓷的代表。正是无数个象李人中这样的陶瓷人，将精湛的陶瓷工艺代代相传，奉献其中，乐在其中，醴陵的瓷业才能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醴陵的瓷文化蕴藏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通过瓷文化的市场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到醴陵投资瓷业的人们越来越多，接受醴瓷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一年仅民间投入醴陵瓷业的资金就达14亿元以上，瓷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形成了集陶瓷生产、陶瓷机械、瓷泥采掘、陶瓷颜料、彩色包装于一体的高度集中的陶瓷产业群；从昔日的日用高温瓷独撑天下发展到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建筑瓷、特种瓷等腰三角形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去年，全市陶瓷工业年产值已超过50亿元；全市日用陶瓷产量已占全省的94%，占世界的3%。
启示：
　　 文化也是生产力。
　　 醴陵在发展瓷业方面，用文化提升瓷业内涵，用产业来彰显瓷文化的魅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融合，既做大了陶瓷产业，又发扬光大瓷文化。这也许就是文化与产业水乳相融的生动诠释吧。
　　 外向瓷:
　　 融入世界经济圈

　　 外向瓷现象：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补缺经济”的概念：人弃我取，人无我优。
缺位：对于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能不能在世界经济圈中分一杯羹，对于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机遇稍纵即失；放眼国内，几个主要陶瓷基地各有特色，如何突出各自特色，彰显各自优势，形成并行互补的产业圈，对醴陵来说，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中国日用瓷和炻瓷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