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诗》解读方法：《易》学预测的神秘性与非神秘性

在破译此诗时，我们必须借助的假设是，在这十首诗中这些表面上似乎无内在联系而被神秘地堆砌的语辞及意象，确实具有某种历史意义，是负荷着历史信息的。

由这一假设出发，我们才有必要寻求其意义即解释。

因此我们注意到十首诗以其前后的顺序可以假定组成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而其中具有某些信息涵量极强的特定性语辞，似乎在暗示着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者说极易使人联想到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

例如：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汉天"很自然会联想到是汉族，"一白"即光复。而"黄花憔悴"则很自然地提示了1910年同盟会黄兴为驱满复汉而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及其失败和牺牲的72志士。

又如："忽逢甲子又兴元"，元本身很容易联想到元朝。而甲子，察一下历史年代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甲子"这一年代在元代历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至元初年的年号正是在元代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的甲子之年颁布，大元的国号又恰恰是与"至元"的年号相关。而由此过渡到下一"甲子"的60年间，恰恰是大元帝国的全盛时代。这一系列诗句的隐密信息由此似乎豁然可解。更有趣的是，所谓"年华二八乾坤改"，提示了改朝换代的信息，而元帝国又恰恰是在元顺帝至正28年亡国的。这难道纯粹都只是无意义的巧合吗？

当然，以上的解释并非惟一的。它是诸多（甚至无限多）可以选择的解释中的一种被优选的解释。这种选择不排除主观的因素。

科学的研究是一种理性的研究。所谓理性的涵义是什么呢？邵雍云："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理性不是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运用语言指号而进行求索的思维工具。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仅仅在于，理性借助指号为工具探索对象的内在客观的逻辑组织。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在于此。意识形态是借用语言指号为工具主观地（为适应主体目的）自我构组一个体系（理论与文学作品）。但理性则是探索对象内在固有的机能和组织。所以理性的本质是分析的。而意识形态的本质则是综合的。理性无禁忌。即使面对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只要进入，也试图从中找出内在的秩序并建立组织。

如果我们在一片旷古无人迹的沙漠中找到了几块精工雕磨过的石器，我们立刻会意识到这是人工的作品，这是智慧的产物，因为这种雕磨是负载着文化信息的。同样，如果在这些谜一样的诗篇中我们读取到一系列有意义的历史信息，难道我们仍然会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吗？

事实上如果将这些事件嵌入到上述诗篇的内在逻辑结构中，其历史意义立即隐然而可观。

如果认为这些诗句与历史的印合纯粹只是附会和巧合，那么我们会问，例如："火龙蛰起燕门秋"，为什么不是燕门春或燕门夏或燕门冬？为什么偏偏是燕门而不是雁门或山门或其他任何门？为什么恰恰是火龙升起而不是其他如明月、明星升起？显然换用了上述指号就无法形成这种"巧合"或"附合"。可以肯定地讲，在这些语词及意象中，似乎具有某种特定和被设定的信息。这句诗译作白话是："火龙"在某一秋天于北京（燕）的某一门上升起（蛰）。如果考虑到火龙即火神即中国古神话中的祝融，而祝融正为南岳衡山（湖南）之太阳神，可以很自然地考虑到它应是毛泽东的象征。这一系列意象和隐喻组合成为一串示意很明显的信息链，"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文革时儿歌）

那么由此就出现了令人感到极其惊异的一点。我们如果确认这些诗句确实具有我们所赋予的那种被解释的历史意义。那么这个宋代的作者是否已确切知道会有一个元朝并且会在一个"28"年亡国，知道会有一个"燕子"在朱姓的皇朝时代"飞来"，知道山海关之战，以及会有新中国的建国和一个"百花"运动？我们可以假定这些诗的作者生存年代并不在北宋，而例如晚在明或清，甚或民国–但由于他对在他之后未来事件的确知，以及他通过这些诗句意象的暗示所赋予人们的明确信息，我们还是会惊叹他的前知性。除非他是一个死于1980年以后的人，或这些诗篇作成于1980年之后。然而不，这些诗至少在明代已广为流传，并且明确地被认为是关于历史的一种神秘预言。事实上它收录在邵子的文集中。

所谓解读，就是探找作为对象的指号系统中所涵蕴的内录信息。这种探找也是一种选择。即在诸多可能的信息组中选定被认为具有特殊示意的一组。由于是选择，所以具有解读者自身的主观性，因此解读也是一种创造（因此存在发生曲解和误解的可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十首梅花诗中所提取的信息，是否可以确定正是邵雍在创写这一组诗时所放入的信息？我的看法是未必。作品大于人意。艺术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艺术家选择具有丰富信息的若干指号联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示意系统，这就是创作。但是每一个指号的自有信息都是相当丰富的，艺术家在选择这一指号时未必有意吸纳这个指号的全部信息。但他赋予我们的则是比他的本来设意更丰富的一个充满信息的系统，供我们来解读。所以信息愈丰富，作品即愈神秘，愈神秘则愈有意境即魅力。

例如关于"火龙蛰起燕门秋"一句，我猜测邵子当初根据《易》的数理结构推演未来时，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类如"巽"（火）"艮"（东北），"艮"（门），"兑"（秋季）这种抽象的指号。而他则诗意地以火龙（巽）燕门（艮）秋（兑）这一组指号将其意象地创造性组合。他肯定不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毛泽东，会有一个天安门。然而意味无穷地是，那一组抽象结构在历史中却具体而现实地复现了。所复现的事件是具体的，尽管原来的卦象结构是抽象的。

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假定，历史似乎确实具有某种前定性，并且这种前定性似乎可以通过某种指号所组织的逻辑和数理结构进行揭示。所以，在历史预测诸多的不可能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可能。但也正是这种也许仅仅百亿分之一概率更有必要引人关注。而"易学"所提供的正是中国古代智慧所创造和留下的这样一类指号系统和数理结构。这一结构使极少数真正理解和会运用的人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能够预知未来。（这也正是易数、易经和易学所以吸引人的原因。）而所有深入研究过历史中伟大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在历史的可知可见性和可操作性之外，人类历史又是确实涵有更神秘而超越人意志的另一层面的。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指的就是这一层面。实际上，"梅花诗"也是对人类之命运的一种嘲讽。它呈现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历史决定论结构，嘲笑历史中的人类现象和所谓自由选择在在终极性上是多么地无意义。

在历史上，邵雍一直被认为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一生的形迹的确颇为神秘。事实上他名震北宋，但朝廷多次征招他却坚不出山，而在洛阳龙门修庐隐居，自命其庐"安乐窝"。如果一个事事知道前机的人出来干预历史，那么历史的进程必会发生重大改变。这是否也就是忤逆天意，会因不断泄露天机而受到天谴呢？！难道这正是邵子之所以不出山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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