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有着历史悠久而且丰富多样的习俗。然而，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快，这些年来，过年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改变：年夜饭从家庭的饭桌搬到了酒楼、饭店，人们不再执着于“四大件”、“八大碗”之类的讲究；“飞帖”拜年的雅事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记忆，走亲访友的传统礼仪逐渐为短信、微信等电子拜年方式取代；“摇一摇抢红包”、“集福卡”的数字狂欢热潮更是铺天盖地一般席卷全国。

当人与人的沟通联络变得越来越便捷之时，有人却又开始怀念起“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那般慢悠悠的纯朴生活方式。人们叹息一声，说“过年的年味没有了”，“年味变淡了”。我们念着想着的那个“年味”，当真是变淡了么？

比较“年味浓淡”时，传统的春节习俗是许多人心中默认的参照标准。那么，曾经的“年味”，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采访了来自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平均年龄达88岁的高龄老人。他们通过口述回忆，将自己在不同年代中过年的经历与感悟，变成了下面的故事。

1930～1940年代——

“一双涂了猪血的新鞋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年节记忆，就像老人们的童年一样，遥远，但想起来的时候，依然新鲜而明丽。总有那么一些细微的幸福，能够穿越流逝的岁月，依然给人带去慰藉。92岁、来自山东蓬莱的黄阿婆，在记忆里就有一双母亲土法手制的新鞋子。她说：

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家里也有别的兄弟姐妹。对于小孩子来说，过年有吃有穿有玩是最富吸引力的。新年早上起来后，我们就跑到村里其他人家去。每一家都有准备好吃的，花生啊红枣啊，这些平时巴巴儿盼着的，这时候想吃便吃。小时候地上都是草，大家闹着闹着就在院子里开始打滚了。打完滚吃完东西，再去另外一家。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常常是还能得几个铜钱作为压岁钱，所以开心极了。

我能记得的最特别的东西，是妈妈做的鞋子。小时候过年都要穿新衣，这棉衣、棉裤、鞋子，都是妈妈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种木底纳帮鞋，鞋帮子密密纳过之后涂上猪血再放锅里蒸，这样会更牢固。这就是我妈妈做的鞋子，在我看来，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过年讲规矩”

祭祖先、吃年饭、压岁钱、放鞭炮、走亲朋，是传统年俗仪式中标准的流程，它是依靠紧密的人际关系而维持的乡土社会之中，在过年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更新与整合人与人情感和秩序的重要方式。然而，不同的地域之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是有着不同的诠释，最初经历的“过年”，也就好像“初心”一般，把“家”或者“家乡”的温度，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里。95岁的李阿公祖籍浙江宁波，回忆起那时候的“过年”，是这样讲述的：

我们的过年，讲规矩。准备过年、置办年货的事情，按部就班，一天天做过去。廿四是“扫房子”的日子，每个家庭都要大扫除，把过去的灰尘掸掉，我们小孩子就拿着鸡毛掸子乱舞一通。廿五廿六，“闹五闹六”，街上买东西人挤人闹猛得不得了。然后“发面蒸馒头”？不，那是北方的风俗，我们宁波可是“做年糕”。年糕师傅过年的时候特别忙，要轮流到每家人家去做年糕。做条状的，也做元宝形的。年糕年糕，是年年有余年年高，所以越多越好啊！

年初一要上香拜祖宗，也要给祖父祖母磕头。初一当天扫帚要藏起来，不能把财神钞票扫出去。就算地上吃得很脏也不能去碰，要到年初二才能扫。这些规矩，现在讲究的人是越来越少啦！

1950～1960年代——

“带上票子去吃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春节，就好像那个年代的底色一样，讲政治，讲运动，气氛严肃。随着“文革”的开始和“四旧”的破除，祭祖敬神的仪式禁止了，庙宇神像被推翻了，“老戏”也被改编了，旧时“讲规矩”的春节不复存在。物资供应紧张，年货很紧俏，而上山下乡运动也让家庭成员过年团聚变得困难了。86岁的程阿公，给我们讲了一个“革命化春节”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是1967年初，我们工厂照常上班，因为要响应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过年最困难的就是买东西。鱼要鱼票，豆制品要豆制品票，蛋要蛋票，样样都要票，还要排长队。

那时候小户人家配一条小鱼，人数多的大户配的鱼就大一些。过年时亲戚也不怎么来往，都是配给好的东西，到别人家去吃别人的，多不好意思！要么干脆带上票子去吃饭。

我们那儿还有一句俗话，说正月里招待客人吃饭，叫“敲鱼拨肉蛋兜兜”（“兜兜”为方言，意为“舀几勺”）。想想吧，就那么一条鱼一碗肉，当然是敲一下拨几下嘴上客气着说“你吃啊吃啊”，实际上是谁都不会真去吃的，你要是吃了叫他们怎么招待后面的客人呢？所以还是吃吃那碗尚有富余的水蒸蛋吧！

1970～1980年代——

“包着辣椒的馄饨中头彩”

乡土的记忆，是人对于家园的一种归属感，它依附于身体和心灵，所以一两场政治的运动，很难将人们对“过年”的热忱从记忆与情感中完全割除出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过渡到八十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民间文化渐渐复归，春节又变得“有味道”起来。88岁的唐阿婆描述了重新变得热闹的“大年三十晚上”：

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碰碰杯、吃吃酒。没有电视的时候，吃完年夜饭要一起包小汤团。有芝麻馅儿、豆沙馅儿、花生馅儿的好几种呢，忙得热火朝天。有了电视机以后，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吃着瓜果、聊聊天、看春晚。

旧时的乡土社区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被打破了，但是新的生产方式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集体生活”和对“单位”这一共同体的认同，于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过年”也与“单位”这一社会主义新集体交织相间。93岁的纪阿公回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单位过年的趣事：

我们单位里庆祝新年，是大家在食堂里一起包一顿馄饨。包馄饨时，我们会在兜里偷偷放好辣椒或咸鱼。趁人不注意，就包进馄饨里去。之后下锅端上桌，谁要是吃到辣椒或咸鱼馄饨，大家就都轰起来：“新年中头彩了哟！”

1990年代以后的春节——

“团圆饭是欢聚的契机”

经济大发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最汹涌的时代潮流。物资匮乏年代的渴望，终于渐渐成为了过去时。购物变得如此便利，市场对于人们物质需求的敏锐嗅觉，让过年的节物、年货，也无需费时费力地自己制作。也许独独剩下一个年夜饭是最重要的了，它是全家欢聚的重要时刻，也是年节仪式的最高潮。85岁的陈阿婆育有七个子女，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主妇在九十年代初准备年夜饭的忙碌，也对比了如今在饭店吃年夜饭的便利。她说：

（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没什么条件在外面吃饭，很早就要开始动脑筋，把年夜饭的菜谱写好，照着纸条操办。过年有几个菜是必烧的，猪蹄膀、笋烧肉、砂锅炖鸡，还有熏鱼、海蜇皮、色拉之类来做的什锦拼盆。另外荠菜，荸荠、虾仁、鱼片什么的，也都是家里人爱吃的。一般都要提前三四天开始准备，样样自己动手，吃年夜饭人多的话，真会忙得晕头转向。现在过年呢，倒是省力多了，都是到饭店去吃，吃完走人，什么也不用管。

然后陈阿婆又接着感叹：

讲起来这团圆饭的气氛，当然还是在家吃比较好。不过家里也没那么大地方，我大女儿半年前就在饭店里预定了年夜饭，年三十全员出席，很是热闹。我平时一个人住在福利院，他们忙工作、忙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春节难得凑齐聚在一起，他们很重视，也记得给我献孝心买礼物。而我看到这一家子，心里也是欢喜。

所谓“年味”，它真的变淡了吗？

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今天人口流动迅速，生活节奏加快，电子媒介发达，物质极大丰富。那个滞重笃定的农业社会中曾经的“年味”正在逐渐消失。

然而，作为情感凝聚的“年”，却从未被忽视或忘却。民俗的传承是“变化之中的不变”，就像那些传统的过年仪式，即使经历巨大的冲击，也不会被真正抛弃，而是顺应时代的面貌，以各种灵活变通的实践方式继续留存。

在“年味”的演变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发生碰撞，继承与创新时时对话。只要人们对家的爱、对乡土的眷恋没有改变，对团圆、和谐、幸福的祈愿也一直存在，又何妨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演绎“年”的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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