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资金到底应当怎样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到底应当如何界定财权与事权，中央政府到底应当集中多大的财力，财政转移支付到底是不是平稳社会资源分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等等，这些问题，随着财政收入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地方财政困难的不断加剧、债务的不断增多，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社会各方面议论和关注的焦点。
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近日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一番话，更是将这一敏感话题再一次拨动到了公众面前，使其更加敏感、更加让人关注。他表示，“举例来说，中央政府收了很多税，但没有把这些税花掉，转到很多地方政府，靠项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要转移支付就要找到项目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以项目为基础的财政转移带来了很多腐败、贪污等等。”
中央财政是不是钱多得花不掉，是不是已经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个问题，应当不难回答。因为，有关“年底突击花钱”的话题，早已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了。问题是，年年谈，却年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相反，需要突击花掉的钱的数量却在年年增多。先是一万亿，后来是两万亿，去年更是达到了3万亿。
有关方面对此，除了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和说明之外，也没有其他可以让公众信服的办法和措施，甚至连解释和说明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没有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真的是钱多得花不完，到也罢了。关键是，在“年底突击花钱”的同时，中央财政每年还要编制财政赤字，且赤字的金额也在逐年增多。形成一边钱多得花不完、形成一边却财政赤字数量增加的矛盾格局。
与此相适应，一方面，财政钱多得花不完，多得需要在一年最后几个月突击花掉几万亿的现象，另一方面，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却严重投入不足。特别是教育投入，十多年前制定的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竟然整整迟了10年才勉强实现。医疗卫生投入也因为财政投入不足，只能保持较低水平。社会保障更是因为没有财政投入做支撑，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不仅如此，地方财政更是负债累累。按照前任财政部长的说法，地方负债已经超过了20万亿。虽然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债务并非“非常危险”。但是，与“年底突击花钱”以及中央财政钱多得花不掉联系在一起，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也许，与西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确实不高。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政府的负债是建立在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教育和卫生等公用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旦财政出现危机，社会就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因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西文发达国家出现的财政危机，是因为社会福利水平过高，而我国如果出现财政危机，则是社会福利水平过低。
事实上，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现在，经过近20年的连续快速运转，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正面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负面作用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财力不断向中央集聚，事权不断向地方转移，且没有建立科学、有效、合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正在财力的不合理分配中呈现下降格局。中央财政在财力的分配和使用方面，正在陷入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格局。地方向中央集中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变成了部门的权力工具、寻租平台。所谓跑部进钱、跑部生财，很大程度上，就是财政分配体制不合理、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与事权的界定上不科学、不合理的结果。
一个十分奇怪而又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从中央到地方，越是向下，财政就越困难，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就越不协调。特别是基层政府，基本都是靠“土地财政”、乱收费、乱摊派等保持正常运转。一旦“土地财政”运转不灵，财政风险就将立刻爆发，财政危机也将迅速发生，基层的稳定也将面临严峻考验。
更重要的，由于中央财政在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方面没有做出很好的表率作用，没有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作为财政资金管理的最高目标，不仅带来了整个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严重低下，也给企业形成了强大压力。从1994年到现在，财政收入增长了十几倍，财政困难的局面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教育、卫生等的投入也远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而这期间，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这几年，整体经济效益都处于下滑阶段，而财政收入仍然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显然，这不是正常现象，也不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允许的。
也正因为如此，中央财政钱多得花不完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所衍生出来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问题，都与财政分配体制不合理有关，都与财权与事权的界定不科学有关。
所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