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三礼等书，在西周，帝王的车马普遍爱好以龙尾装饰，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春末，要告舟备具，天子要乘舟举行宗庙祭祀大礼。四月份，天子又命令有司祈祷祭祀山川河流，举行大型的几天求雨仪式，要求各地各阶层人员想法设法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祈求丰年。

根据《穆天子传》，最早乘龙舟的是周穆王，乘鸟舟龙浮在洧水大沼中，乙本或作凫舟或龙舟。其他古籍中都称驾两龙而已。屈原《九歌·湘君》中“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既然龙船是天子车驾，当然百姓不能使用。但礼崩乐坏之后的战国时期，就没有这些规矩了。因此屈原说的飞龙，应该就是龙舟，所谓飞龙，当然指的是速度，那么之后形成竞渡也就不足为奇。

汉代刘安《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是说划着龙船在水中飘游，奏乐。刘安认为，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驾驶龙舟鸟首船是五者之一，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后代的龙船歌和龙船调大概因此产生。《荆楚岁时记》引邯郸淳朴《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东吴人在水中迎接伍子胥，曹娥落水，因此形成龙舟竞渡，亦成为纪念曹娥的日子。《越地传》说这一习俗为勾践创立。

《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为了纪念屈原，伤感其五月五日投水，因此在这一天一方为水军，一方为水马，演习打捞屈原，州将和百姓在两岸观看。而北方又有端午纪念在曹国割股饲晋文公的介子推。因此，竞渡有三个来源。其中荆楚为地方官方怀念贤臣行为，北方亦为怀念贤臣为民间行为，吴越纪念伍子胥也是民间怀念贤臣行为。同是梁朝的吴均写的《续齐谐记》中也说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水，因此产生包粽子一说，称这是屈原托梦。因此，纪念屈原比较普遍。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卷十二有阙名《明堂月朔令》说，仲夏之月朔令曰：“振贫穷，惠孤寡，虑囚疾，出大禄，行大赏。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将逐功臣作为仲夏的禁忌，历史上最著名的逐臣是屈原，那么，联想到逐臣屈原也在情理之中。中国诗学代有鼎新，因此纪念屈原和文学创作就和端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端午竞渡最早成为国家吉祥节日的是隋朝。根据《北史》记载：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青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板，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着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按照《北史》的记载，北周人认为，黄河清是他们的祥瑞，因此将保定年号改为河清。五月五日就成为吉祥的日子，而不是恶日、不详之日了。但是，隋朝的统治集团认为，黄河清是隋兴的标志，其原理是《周易》，又合天地之数，相当于河图洛书，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先见之兆。说明隋朝的建立具有合法性，是天道的表现。因此，强化了五月五日的吉祥特征，规定为国家庆贺的节日。再加上齐后主、唐代宗等都是五月五日出生，因此五月五日是大吉大利的日子自然也就稳当地确立了。

《隋书·地理志》说：“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根据《隋书》，纪念伍子胥、勾践、屈原已经统一为纪念屈原一人了。目的是移风易俗、趋利避害。隋唐统治者本系姻亲，自然承续，因此端午节是一个由国家节日的礼制转化成的民俗，又经过通过官方推动，确立为国家节日，逐步丰富定型和流传的重要节日。

由于地域原因，各地的端午过法还是有一些区别。古代端午有斗力之戏，因此发展到北方辽金就又有了射箭之戏，完全不同于西周的大射、乡射之礼。端午本身就有娱乐的成分，因此端午体育竞技、走马踏青、饮酒赋诗、服饰打扮、礼尚往来、敬老放殃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端午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但又因地制宜，各具特色。